【冠县一游】 武训先生纪念馆

寒食过后清明，休假三日。

应大学好友之邀，呼朋引伴到聊城冠县一游。

曾为师范学生，身在冠县，不去瞻仰武训祠，于理不妥，于心不安。

于是，下午驱车前往。

武训祠位于山东省聊城市冠县柳林镇。主要建筑有武训祠和武训墓；始建于1899年，为纪念清末闻名中外的“平民教育家”、“义学正”、“千古奇丐”武训而建。

武训祠堂始建于1903年，肇建者为武训的账房先生武茂林，仅三间。1937年，由时任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拨款重建，1997年5月重修。祠堂为歇山式砖木结构，阔五间，进深三间，飞檐高挑，肃穆庄严。

1896年12月5日武训在临清他所创办的御史巷义学去世，殁后葬于当时的崇贤义塾东壁外，即今武训墓在位置。1966年初秋，武训墓被“红卫兵”砸毁掘开，武训先生被抬尸游街，焚尸街头。后残骨被武庄武氏后人归葬武训祖茔。1995年9月，在祠前建有百米碑廊，碑刻26块；在祠右前方建有高歌台，又名“嘤鸣台”；在祠左前方建有“武训魂亭”，亭额由著名学者季羡林题写。

武训，自幼贫寒，因不识字受尽欺凌，遂立志不娶妻、不生子、不置家，“修个义学为贫寒”。自20岁起，他打短工，拾破烂，沿街乞讨，且走且歌。经过30年艰苦绝伦的努力，终于买地200余亩，积钱2000余吊，在柳林建起了自己的第一所义学“崇贤义塾”。这一绝世奇行轰动朝野，受到清廷褒奖并“宣付国史馆立传”，被誉为“千古奇丐”。受到清廷褒奖并“宣付国史馆立传”武训功成名就，但其志不改，继续行乞兴学，有生之年又修馆陶县杨二庄、临清御史巷义学二处。 武训精神对后世影响巨大而深远，学习仿效者辈出，社会名流纷纷题辞颂扬，武训成为世人心中的义士。

武训先生是一个蒙尘的明珠，兴义学褒贬不一，曾一波三折，最终对他的兴学精神是肯定的、景仰的、效法的、弘扬的，他那种“为众谋”的精神是扎根于人民心中的，正如五届冠县政协主席李增珠所说，武训应定位于“奇特伟人百世师”。

百米碑廊建于1995年，长140米，两旁立石碑26块，碑阳镌刻着近、现代名人、名校对武训兴学的赞美之词。碑廊起自武训祠大门牌坊，止于堂祠平台前。石碑均冬青环护，翠柏映衬，十分壮观。

游客至此，既可缅怀武义士的高风亮节，又可欣赏风格各异的书法。亭台双景 漫步于百米碑廊，便可见左右两边，一亭一台傲然凌空，成为亭台双景。

郁达夫题词。

冯玉祥的题词为:“特立独行百世流芳，先生之风山高水长”，赞颂武训人品的高洁和意义的深远。特立独行，是指有独立见地和操守而不随波逐流，语出唐韩愈《易黎集》卷十二《伯夷颂》：“士之特立独行，适于义而已，不顾人之是非，皆豪杰之士，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”。百世流芳，语出《三国演义》第九回：“将军若抚汉室，乃忠臣也，青史流名，流芳百世。”山高水长，指像山一样高、像水一样长，喻人品节操高洁，影响深远。后两句出自宋范仲淹《范文正公集》卷七《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》：“云山苍苍，江水浊浊，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”借以表现武训的人品和影响。此题词连缀前人的语句而不露丝毫痕迹，水乳交融地构成一个有机整体，而又能恰如其分地概括武训的高洁品格，自是题词中的佳作。

李宗仁题词。

于右任的题词为“匹夫而为百世师”。碑文内容源自唐代著名文学家、政治家、思想家和诗人韩愈被贬谪到潮州任职一事。当时的潮州生产力落后，土地荒芜，思想不开化，韩愈去了之后，实施新政、发展生产、传播文化，可谓是政通人和，一时传为佳话。到了宋朝苏轼巡访潮洲，有感于韩愈当时的巨大贡献，欣然题写了“匹夫而为百世师”名句。于右任借该句对武训的奇行给予了高度评价。

臧克家题词。

张学良的碑文为“行兼孔墨”。张学良是国民党时期著名的爱国将领，题词是指武训的行动兼有孔子和墨子的精髓。孔子一生是教化，让人恪守“仁义礼智信”，武训的行动是对愚昧无知的孩子进行教化，让他们摆脱无知，让孩子聪慧起来，以此明了事理。墨子主张“仁爱”，以“兴天下之力，除天下之害”，武训的行动也蕴含了这样的道理。

杨虎城题词。

傅作义题词。

高歌台，又名“嘤鸣台”，位于碑廊以西。台为梅花形，青石雕砌。高18.38米。“嘤鸣台”之名为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题，语出《诗经·小雅·伐木》：“嘤其鸣矣，求其友声”。意寓为弘扬武训精神而大声呼吁，寻求志同道合的各界朋友。

此亭为纪念在弘扬武训精神的活动中卓有贡献的陶行知、冯玉祥、何思源、郭沫若、孙之隽、李土钊、孙瑜、赵丹等仁人志士。其中，孙之隽、李土钊为《武训画传》的作者，孙瑜为电影《武训传》的编剧，赵丹为著名演员，电影《武训传》中武训的扮演者。

郭沫若（1892—1978）四川乐山人，著名历史学家、社会活动家、剧作家、诗人。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，政务院副总理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，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职。他大力提倡武训精神，曾为《武训画传》题写书名并作序，认为“在吮吸别人的血以养肥自己的旧社会里面，武训的出现是一个奇迹。他以贫苦的出身，知道教育的重要，靠着乞讨敛金兴学，舍己为人是很难得的。”在武训诞辰一百零七周年时特题词“武训是中国的裴斯托洛奇，中国人民应该到处为他树铜像。”他还参与创办上海武训学校、并亲任教员，为弘扬武训精神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陶行知（1897-1946）安徽歙县人，著名教育家。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，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，民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，他一生积极宣传发扬光大武训精神，共撰写了《谈武训精神》等近30篇文章，科学地把武训精神概括为“三无”、“四有”。即一无钱，二无靠山，三无学校教育。但他所以能办三个学校，是因为他的四个有：一有合乎大众需要的宏愿；二有合乎自己能力的办法；三有公私分明的廉洁；四有尽其在我坚持到底的决心。陶行知身体力行，先后创办育才学校、上海武训学校、晓庄师范，数次组织举办武训纪念会，一再推动《武训画传》连续修订再版，并促成了电影《武训传》的拍摄。        冯玉祥（1882-1948）安徽巢县人，著名爱国将领。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。1933年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，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破坏。后到泰山，目睹山区劳动人民生活困苦教育落后，便决定在泰山办纪念武训小学十五处，实行“教学做合一”的教育方法，进行爱国抗日教育。1936年在他的故乡圆山又办了两所纪念武训小学。为纪念武训诞辰97周年题词为“特立独行百世流芳，先生之风山高水长”。1936年撰述《千古奇丐武训先生的生平》一文，盛赞“武训先生终身行乞办学，是我国教育史上一位奇特的伟大人物。”

何思源（1896-1982）字仙槎，山东菏泽人。著名爱国民主人士、教育家、社会活动家。建国前曾任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，山东省教育厅长，省政府主席，北平市长；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、三、四、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，民革中央委员。何思源先生为振兴山东教育尽心竭力，特别为弘扬武训精神躬身效法，曾邀全国军政和各界贤达为武训题词，主持召开武训先生九七诞辰纪念大会，题词《武训先生赞》，为《武训先生九七诞辰纪念册》题写书名。提议改革堂邑县为武训县，为武训建祠修墓。对武训精神的弘扬，提高教育的地位，推动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孙之隽（1907-1966）河北藁城人，著名画家。孙之隽先生受武训行乞兴学的奇特义举影响极深，一生曾三次作画武训传。1933年撰文并作画《武训的故事》在《大公报》上连载。1936年又和段承泽合作《武训画传》，在天津《大公报》连载，1938年出版《武训先生画传》单传体，后由陶行知先生作跋，连续印行6版，又被陶行知先生译成英文出版，先后在苏联、加拿大、印度、英国、美国等国家流传。孙之亻隽 先生受陶行知先生生前委托，1950年再度与李士钊合作新的《武训传》，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。1951年《武训画传》与电影《武训传》一起受到批判时，孙之隽 受到不公正对待，“文革”中含冤离世，粉碎“四人帮”后平反昭雪，1996年7月纪念武训逝世100周年，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了《武训画传》圆了孙先生的弘武梦。

孙瑜（1900-1990）出生于四川重庆，著名电影编导艺术家。执导过《潇湘泪》、《故都春梦》、《大路》、《鲁班的传说》等优秀影片，受陶行知先生委托从1944年开始编导电影《武训传》。为画好武训这一艺术形象，孙瑜亲自执笔编写剧本，历时6年，几易其稿几经周折，终于在1950年将《武训传》拍摄完毕。电影成功塑造了武训这一平民教育家的鲜明形象，再现了武训当年行乞兴学的精神风貌，电影公映后，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，在1951年批判《武训传》的过程中，孙瑜经受了极大的压力，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作为一个人民艺术家的责任心。

赵丹（1915-1980）山东肥城人，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，1933年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，1937年经扮演《十字街头》和《马路天使》而知名。赵丹仰慕武训的为人，致力宣扬武训精神，1950年他主演了电影《武训传》。第一次把武训搬上了银幕，成功地塑造了武训的艺术形象。他为演好武训，尽心竭力，到武训家乡柳林镇一带体验生活近1年之久，拜各式各样人的为师，学做武训当年行乞兴学的一切活动，全力投入到塑造武训兴学形象中去，终于使千古奇丐武训栩栩如生地走上了银幕，受到了公众舆论的一致赞扬。

李士钊（1916-1991）山东聊城人，1936年参加革命，历任武训学校校长，山东省人民政府参事，山东省政协委员等职。从幼年起就敬仰武训，热心搜集武训资料，主要编著《武训先生的传记》、《武训画传》及武训研究论文多篇。多次参与组织举办全国性武训纪念活动。他认为“武训先生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，远在欧洲教育史上的裴斯托洛奇以上”，尽管一再因武训问题遭受挫折，但为弘扬武训精神，矢志不移直到逝世。

武训先生（1838——1896年），行七，字蒙正，自号义学症，谥号义学正。山东省堂邑县（今冠县柳林镇）武庄人。中国近代群众办学的先驱者，享誉中外的贫民教育家、慈善家。

武训先生于1838年12月5日（清道光十八年十月十九日）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父亲武宗禹，母亲崔氏，大哥武谦，五哥武让。1845年（道光二十五年），其父武宗禹病逝，年仅8岁的武训，只好依靠母亲崔氏、长兄武谦、次兄武让给人做工或乞讨生活。及长，见别家儿童入塾，心慕之，母亲因家贫而未允，常以不能上学读书为恨。

武训先生年14岁，离家为人做佣工，得钱必市甘旨以孝敬母亲，人皆称孝。他先后曾佣工于本庄族叔、馆陶某庠生等家，都因不堪虐待、欺侮而辞归。后佣于馆陶薛店张老辫家。张因其不识字以假帐相欺，武训先生与之争辩，反被诬为“诈赖”，惨遭毒打，气得口吐白沫，不食不语，达三日之久。武训先生从自己的不幸遭遇中，深切感受到穷人不识字、没文化的痛苦，遂立志“修个义学为贫寒”。

1858年（清咸丰8年），21岁的武训先生开始了行乞兴学的艰辛历程。武训先生为给穷孩子办义学而甘做牛马，舍身抛家，忍辱负重，含辛茹苦三十多年。他着鹑衣，食残粝，宿破刹，白天奔波募化，夜里纺线绩麻，“不肯亡费一文以奉己，稍私一文以养家”，直至终身不娶，以殉“誓必教天下人人尽读书”之志。“苦心人，天不负”，武训先生竭一己汗血，罄毕生积蓄，先后创办了堂邑、馆陶、临清三县义学。积劳成疾，不幸于1896年6月4日（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）病逝于临清御史巷义塾（今临清市武训实验小学），享年59岁。

武训陵墓。武训病逝于临清御史巷义学后，遵遗嘱薄棺简葬于柳林祟贤义塾东侧。1937年，时任山东省教育厅长的何思源先生主持重修为水泥墓；1989年再次重修成现状，由武氏族人保存迁葬的武训遗骨归葬于此。墓高2米，周长10米，墓前有徐运北先生所题“武训先生之墓”碑。

生前不曾吃饱饭，死后坟茔做馒头。

武训魂亭，位于碑廊以东，1995年由港人王海亭先生捐资修建。亭中高耸着八角形石碑，镌刻着武训兴学宗旨，以及由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所书《武训兴学歌》。碑座为石雕莲花，象征着武训“出污泥而不染”的高洁品格。“武训魂”亭额系我国著名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题。

武训四处乞讨，其足迹遍及山东、河北、河南、江苏等地。将讨得的较好衣食卖掉换钱，而自己只吃粗劣、发霉的食物和菜根、地瓜蒂等，边吃边唱：“吃杂物，能当饭，省钱修个义学院。”在行乞的同时，他还拣收破烂、绩麻缠线，边绩麻边唱道：“拾线头，缠线蛋，一心修个义学院；缠线蛋，接线头，修个义学不犯愁。”他还经常给人打短工，并随时编出歌谣唱给主人听。当给人家推磨拉碾时，就学着牲口的叫声唱道：“不用格拉不用套，不用干土垫磨道。”另外，他还为人做媒红，当邮差，以获谢礼；表演竖鼎、打车轮、学蝎子爬、给人做马骑等，甚至吃蛇蝎、吞砖瓦，以取赏钱；将自己的发辫剪掉，只在额角上留一小辫，以兑换金钱和招徕施舍。

每逢开学时，武训先拜教师，次拜学生。置宴招待教师，请当地绅士相陪，而自己站立门外，专候磕头进菜，待宴罢吃些残渣剩羹即去。平时，他常来义塾探视，对勤于教事的塾师，叩跪感谢；对一时懒惰的塾师，跪求警觉；对贪玩、不认真学习的学生，下跪泣劝：“读书不用功，回家无脸见父兄。”在武训的感召下，义塾师生无不严守学规，努力上进。

武训义学第一处——柳林崇贤义塾。1888—1889年春，武训先生用其历年所积资金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创办“崇贤义塾”。该义塾占地3.87亩，有瓦房20间，“一”字排开，分别为书房、饭堂、学生斋舍和塾师住室。另有大门、二门各一座。四周筑垣墙，院内植白杨、国槐、垂柳。招收经、蒙两班，蒙班30余人，经班20余人，学生均免费入读。武训先生过世后，因来塾人增多，1897年，武训先生的账房先生武茂林于崇贤义塾重门外增建东西瓦房6间，碑楼三座。1899年，武茂林又于武训先生墓旁建武训祠堂6间。至此，义塾更显整肃、壮观，成为学童读书谋求上进的大好场所。“崇贤义塾”的组织领导机构为校董会。1905年，清廷颁布“废科举兴学堂”谕令后，“崇贤义塾”奉饬改为私立武训第一初等小学堂。“崇贤义塾”在武训精神的感召下，义学学风甚佳，塾师勤于执教，生童发愤攻读，严守义塾学规，因此，“崇贤义塾”一方面为贫寒普及了文化，一方面也培养了不少热衷于仕途功名的士子。民国初年，该塾改为私立武训小学校，开办初、高两等班级，抗日战争初期，该校曾一度变为日伪进行奴化教育的场所。1942年柳林解放后，抗日政府以其校址改为抗日高小，兼办过初中班，但因灾荒严重而停办。不久学校又恢复为武训小学。1945年10月，我冀南行署在其旧址创办武训师范学校，武训小学随改为师范附小。1951年武训遭批判后，师范和附小分别改名为平原省堂邑师范和堂邑师范附小。1956年堂邑县撤销，柳林划归冠县，学校随改称冠县师范和冠县师范附小。1962年，师范被裁撤，附小改为柳林完小。1977年后随着武训名誉的逐步恢复，1984年“武训小学”的校牌又在“崇贤义塾”的旧址悬挂了起来。

武训义学第二处——馆陶杨二庄育英堂义塾。1889年（光绪十五年），馆陶县庄科村（现属临清潘庄镇）千佛寺主持了证，因受武训的感化，捐出积蓄和部分庙产，典买土地，筹建义学。武训闻讯往谒，并将所蓄300千文捐出，共兴义学。嗣后武训又捐赠土地40余亩作为该塾学田。这是武训创办的第二所义学，义学命名为“育英堂”。该义塾设于馆陶县（今属临清市八岔路镇）杨二庄北街西头路南，占地4亩有余。靠街有大门一座，院内有东、西、南瓦房各3间，为学生教室，另有北屋二间，是师生的厨房。迎门墙左右各植苍劲挺拔之翠柏两株。院落不大，却清秀整洁。该义塾纯为蒙学，为三乡五里的贫寒子弟打开了读书求知大门，声誉遐迩，深得民众赞扬。1910年（宣统二年），杨二庄义塾改为武训初等小学堂，民初改为武训小学校。1926年，该校迁往距杨二庄三华里的艾寨张氏祠堂，并改为武训完全小学。

武训义学第三处——临清御史巷义塾。1891年，武训来到临清继续化缘募捐。当时临清被满清官兵骚扰得穷困不堪，无力读书的贫家子弟比别县更多，此情再次触动了武训“修个义学为贫寒”的念头。临清钞关街绅士施善政平素钦慕武训的为人，闻知武训到来亲自到破庙把他请到家里，叙谈了好几天。武训恳托施善政同当地绅士们商议，在临清筹设义学。在施善政、刘辉堂等人的赞助下，武训当年就募集了许多学款。1893年，武训捐出行乞之资先在御史巷买了一处房宅，后修理添造、扩充发展，至1895年学舍落成。它是武训亲自创办的第三所，也是最后一所义塾。因地址在御史巷内，故命名为“临清御史巷义塾”。义塾建成之初，有校舍3座，19间，其中3间作为教室，其余分别为师生和工役的住室、饭堂。另有大门、二门、三门各1座。武训乞请士绅组成校董会，经理义塾的一切事务。聘请施善政为学董，贡生王丕显为塾师。王丕显为人笃实好义，苦心孤诣，经理义学，使该校在数年之间发展很快。该义塾在清廷诏令“停科举，兴学堂”之后曾改称武训蒙学堂、武训初级小学堂。民国时期曾改称私立武训小学。1945年临清解放，改为公办武训小学。1951年因武训遭批判，校名中的“武训”二字被强行裁没，改称临清镇第一小学。该义塾校址虽曾迁移而后复始，规模却不断扩大，至1945年，其规模已达到14个教学班，在校学生达600余名，先后毕业学生千余人，现该校已成为临清市重点小学，并命名为临清市武训实验小学。